计算机与网络使得我们的社会走向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世界和社会的“数据化”（datifying）。因而，信息社会可以说就是一个所谓的“数据社会”（data society）。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工业社会的治理的“卷宗社会”（dossier society）。在工业社会，利用人们日常生活所留下的各种数据，便可以掌控人的生活方式、习惯、下落以及社会关系等。而到了信息社会，这些数据卷宗必然会被数字化，因而人们的各种道德行为、伦理准则和社会生活也会随之产生相应的改变。信息社会从某种意义讲，对人的要求更高了，在信息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对人们的信息行为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早在半个多世纪就明确指出：

　　现代超速计算机在原理上是自动控制装置的理想的中枢神经系统；并且它的输入和输出不是必需采取数字和图样的形式，也可以分别利用象光电池和温度计这样的人造感觉器官的读数，以及马达或螺线管的运动情况……我们就能够制造出具有几乎是任何精巧程度的性能的人工机器了。在长崎事件和社会公众知道原子弹以前很久，我就认识到我们已面临着一个在为善和作恶两方面都有空前重要性的社会力量。

　　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已经引起了新的而且大都是始料不及的伦理学问题。西方社会为了填补这一政策和概念的真空，于1985年提出了计算机伦理学（CE）这一应用伦理学分支，对现实世界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也就在同一年，美国著名学者约翰逊（Deborah Johnson）出版了第一部《计算机伦理学》的专著。至少在上个世纪70年代，计算机伦理学的热点已经从问题分析，如引起公众舆论、专业人士和政治家们的注意等，转移到战术方案了，例如，职业操守、技术标准、使用法规和新的立法等。然而，西方学术界依然认为，计算机伦理学这种就事论事来对待伦理学问题不能在学理上完全令人信服；同时计算机伦理学出于学科建设的考虑，也往往将策略性方案与战略性分析结合起来，因而实用性倾向也就更加突出。为了弥补这两方面的缺憾，对计算机伦理学的“独特性辩护”就成为关键。其特征是根据计算机伦理学的性质与正当性，以及计算机伦理学面临的道德问题是否独特的元理论反思，据此引出计算机伦理学是否应该发展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具有特殊的应用领域以及自治的和理论的基础。这些成为信息伦理学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信息伦理学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计算机伦理学提供学理上的支持，换言之，信息伦理学的主要问题是：计算机伦理学具有哲学基础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意味着对下列问题的回答：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为何引发道德问题？计算机伦理学能够算一门自恰而又内敛的学科吗，而不是质地不同、随机的与ICT相关的伦理问题、应用分析和实际解决方案的集合？它如何与其他应用伦理学理论相比较？计算机伦理学的问题是独特的（需要自身的理论探究，而不是完全由标准的伦理学衍化而来）吗？或者它们是否仅仅是些偶然与ICT出现的道德问题呢？计算机伦理学是什么样的伦理学？在计算机伦理学中什么样的方法论是正当的，例如，通过类比和案例分析的推理？计算机伦理学的原理是什么？计算机伦理学对伦理学话题有什么贡献？　　

　　信息技术使人类置身于一个崭新的数字环境，这个环境一方面扩大了人类的理解；而另一方面，作为个体则必须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对自己的目的、价值和意图进行重建，从而达到强调自己个性和分享他人个性的理解。而信息伦理学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信息社会所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加拿大著名传媒学家麦克卢恩曾说过：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而信息技术、电脑网络这些近半个世纪才问世的新技术，已经为人类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环境。我国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与互联网实行联通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网络用户己经达到6800万，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网络用户的国家。

　　这个发展速度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有的，如果再考虑到2亿多移动电话和4亿多固定电话的用户，则我国的信息化进程更是突飞猛进。网络已经从先前的“好玩的网”逐渐成为“有用的网”，也就是说，网络已经成为一种有功效的基础设施。功效的对应的概念就是伦理。然而，我们也必须清楚的意识到，社会和道德方面通常很难跟上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抓住信息时代机遇的同时，却并不总是能意识到和密切关注各种风险，以及为迅猛的技术进步所支付的日渐上扬的社会成本。总之，技术的步伐常常比伦理学的步伐要急促得多，而正是这一点对我们大家都构成某些严重威胁。如何从价值哲学的角度提出应对未来风险的预案无疑成为一项挑战性的任务。